- 梁红;余向荣;
自加入WTO到2014年底,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了6.5倍,国外资产占绝对主导。而无论危机前后,国外资产占美联储总资产份额都不到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度是以美元信用而非国家信用为基础来发行货币的。这背后的成因是此前持续的外汇流入以及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但在过去两年中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需要建立起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发行机制。即便未来外汇转为净流入,中国不应或许也不会重拾过去的货币供给方式。外汇压力缓解之后,中国应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减轻央行干预和对冲的压力。同时,央行需要继续完善货币投放工具,包括再贷款操作规则及抵押品管理框架。中国央行应该增加对政府债券的现券购买和长期持有,包括对现在持有的即将到期的特别国债进行转期。
2017年07期 No.342 4-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39K] [下载次数：48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0 ] - 徐明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和重构,于2010年6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其出台被看成是对美国金融垄断集团的一种限制,是纠正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美国经济、防止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和过分金融化的一种努力。特朗普正试图修改《多德-弗兰克法案》,可能会放宽限制金融机构自由度的相关内容,推动放松金融机构风险拨备的要求,降低对金融机构风险监控的标准,进一步削弱该法案的监管威力。通过修改或者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资本的限制,为传统产业资本的发展获得金融资本的支持。
2017年07期 No.342 1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5K] [下载次数：76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0 ]
- 汪川;
我国金融业增长背后存在货币因素的支撑。本文认为,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过度侧重增长目标使金融业高增长成必然;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影子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兴起对我国金融业高增长起到了助推作用。本文进而提出,在"新常态"条件下,保增长不该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为了抑制金融业高增长带来的潜在风险,不仅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亟需改变,货币政策更需要与金融监管政策相协调;同时,还应增加金融供给,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供给体系,降低金融套利风险。
2017年07期 No.342 16-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3K] [下载次数：16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Hans Genberg;胡妍斌;
亚洲新兴市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良好,成功地在混乱的全球经济中实现了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其适用的政策框架和治理结构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各国当局通过政策组合获得货币和金融稳定,包括通过外汇管制限制币值波动,控制短期利率保持价格等宏观经济指标稳定,利用宏观审慎政策降低金融稳定风险。期望多重目标的工具组合存在着风险,至少对不同工具的实施部门有较高的政策协调要求。新兴市场不应对金融稳定的成绩过于自满,而应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包括发达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国内依然脆弱的银行体系、经济持续下滑等挑战,分析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做好政策应对。
2017年07期 No.342 23-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4K] [下载次数：1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左喜梅;郇志坚;
预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宏观经济决策至关重要。本文选取金融月度数据M2作为预测因子通过MIDAS模型对季度数据GDP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短期预测时MIDAS模型预测效果甚佳,嵌入自回归项的MIDAS模型明显降低了预测误差;货币供应量M2在包含自回归项MIDAS模型中预测精度较高,能够较为精准地预测GDP。
2017年07期 No.342 28-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88K] [下载次数：38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0 ]
- 李思维;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三去一降一补"逐步推进,通过"去杠杆"降低企业金融风险,将资金导向实体经济,是目前金融行业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本轮市场化债转股作为"去杠杆"的主要手段,其市场化特征比上轮债转股更为突出。在市场化背景下,定价直接影响债转股的效率与公平,进而关系到"去杠杆"的成效。本文归纳了债转股定价机制的特征,然后基于债权包结构对市场化银行债转股定价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为落实好债转股定价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
2017年07期 No.342 41-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1K] [下载次数：154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4 ] |[阅读次数：0 ] - 刘新宇;葛扬;周凯;
普惠金融的核心价值在于如何体现出包容性特征,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克服两种不一致性,即初始禀赋不同导致的先验不一致性以及配置规则不同导致的后验不一致性。两种不一致性是导致普惠性金融政策资源转移过程中的无效率以及社会福利损失问题的基础。当前,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配置禀赋及配置规则创新成为克服两种不一致性的不二之选,从而能够突破一般普惠意义下的福利损失问题以及克服成本、信息因素导致的普惠金融无效率性问题。在当前技术驱动变革的金融大环境下,国家积极布局"大数据,普惠金融、征信体系"三位一体的思路越发清晰,对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政策倾斜越发明显,我们更应以此为契机尽早发展社会征信体系,创新信用要素配置规则,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共谋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大计。
2017年07期 No.342 46-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8K] [下载次数：9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2 ] |[阅读次数：0 ]